提起景泰蓝，第一印象是“国礼”，从北京APEC峰会到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，再到不久前的特朗普访华，都有非遗技艺景泰蓝的身影。作为彰显大国风范和传统艺术的“国礼”，景泰蓝人人皆知。鲜为人知的是，北京的景泰蓝竟源自远在云南的银胎珐琅。

　　珐琅，是将矿物质颜料填嵌或绘制于金属胎上，经高温烘烧而呈色的釉质，也指覆盖有珐琅的金属制品。按照金属胎材质的不同，珐琅制品可以简单分为铜胎珐琅、银胎珐琅、铁胎珐琅（搪瓷）、陶瓷珐琅等。景泰蓝，特指“铜胎掐丝珐琅”，自明朝景泰年间得名至今，传承不息。而云南的银胎珐琅却因种种原因差点失传。

　　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从小喜欢手工的云南人过鹏儒听说了银胎珐琅，自此，这个“门外汉”变成了最投入的匠人。在他艰难的坚守中，曾经濒危的银胎珐琅重获新生。炫彩的珐琅舞动在雪白的银器上，焕发出了这门云南非遗技艺的新华彩。

　　手艺濒危——

　　“你们这个‘去良’是什么？”

　　云南阿哥过鹏儒的童年记忆里，有一个彩色的手镯。

　　手镯戴在母亲的腕子上，内侧是雪白的银，光泽柔润，外面是晶莹剔透的彩，绚丽明快。母亲烧饭时、洗衣时、拾掇地里的青菜时，那一圈彩色总是不停地晃啊、晃啊，仿若一幅精美的画，一直晃到了过鹏儒的心底。

　　童年的记忆是浅浅的、缥缈的，如果不去唤醒，可能就永远沉淀了。如果不是一次闲谈，过鹏儒关于手镯的彩色记忆或许真要永久地封存起来了。

　　那是一次聚会，席间一个朋友偶然提到珐琅彩银。这个陌生的名词一下子抓住了过鹏儒敏感的神经——银器，是云南历史悠久且闻名遐迩的“特产”，当地从事银器制作的工匠更是数不胜数。可是“珐琅彩银”是什么，和当时的很多人一样，过鹏儒完全没有概念。起初，他以为是在银子上画出色彩，稍稍了解，才发现原来彩色竟是高温烧制出来的。

　　作为土生土长的云南丽江人，过鹏儒在旅游业的大潮里摸爬滚打多年，开过旅行社，经营过酒店，开发过旅游产品，还张罗过餐馆，对市场的敏感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。就在那次聚会上，直觉告诉过鹏儒，珐琅彩银肯定是一个绝佳的旅游产品。

　　他开始去搜集珐琅彩银的资料。就在他看到第一张珐琅彩银的图片时，童年的记忆瞬间被唤醒：原来，母亲手腕上那一圈彩色，就是一只珐琅彩银镯子呀！他赶紧跑回家询问年过花甲的母亲。在专家的研究和对各种史料的相互求证中，过鹏儒一点点厘清了珐琅彩银的历史——

　　元代忽必烈西征时，珐琅工艺从西亚、阿拉伯一带传入中国。1253年，忽必烈与丽江阿良联合攻打大理国，曾在丽江短暂停留，留下了部分珐琅彩银器及制作工匠。这门工艺由此在丽江市永胜县永北镇和金官镇一带代代相传。

　　过鹏儒惊奇地发现，珐琅彩银最早在云南的流传地之一永胜县金官镇，就是他的家乡，今天的三川镇。可是，在永胜生活了几十年的他，为什么只知北方的“景泰蓝”，却从未听说过本地的珐琅彩银呢？

　　他很快在史料中找到了答案——明代曹昭的《格古要论》中曾记载：“以铜作身，用药烧成五色花者，与佛郎嵌相似，尝见香炉、花瓶、盒儿盏之类……又谓之鬼国窑，今云南人在京多作酒盏……”也就是说，早在明代，已经有许多云南工匠带着珐琅工艺到了北方，并且将价格昂贵的银胎改成了更为低廉的铜胎。后来明朝景泰年间开始大量烧制并得名的“景泰蓝”，即铜胎珐琅便由此而来。

　　而在云南永胜，银胎珐琅一直到民国时期还颇为兴盛，是名人和官宦极看重的工艺品。据说，抗战时期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就买去了不少。时任省主席龙云也喜爱收藏珐琅彩银，官吏们还经常用珐琅银器奉送上司，以求升迁。民间因此有戏言：“云南的一些官是永胜银匠一锤锤打出来的。”

　　过鹏儒的母亲年幼时，大户人家办喜事，从来少不了珐琅彩银的绚丽身影。那一件件光彩夺目的银器，高贵典雅，象征着身份，更蕴含着彩云之南独特的审美和文化。可惜，这种盛况至民国之后逐渐衰落，加之银子属贵金属，价格昂贵，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永胜本地几乎已无人完整掌握珐琅彩银的工艺，存世的珐琅彩银也日渐稀少。过鹏儒记忆中母亲的手镯，其实只是最简单普通的款式，可在那时也不太常见了。